政治开明与文化开明

（随笔）

水大侠

所谓政治开明。简单地说，就是指执政者不专政，政府政策开放透明，人们可以广泛地自由参政。

其核心内涵与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约束机制：执政者权力受法律和制度制约，避免个人或集团垄断决策。例如通过立法程序、舆论监督等方式防止滥用职权。

二是政策透明度：政府信息透明化，重大决策过程（如立法、财政分配）向公众开放，允许社会参与讨论与监督。

三是公民参政保障：民众可通过选举、协商、基层自治等渠道表达诉求。例如人大代表选举、网络问政平台等制度化参与形式。

所谓文化开明，则是指在文化领域秉持开放包容、通达进步的态度或理念，强调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平衡，反对封闭保守。

其核心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开放性：主张兼容并蓄，吸收多元文化精华（如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二是实践创新性：推动文化与时俱进，例如通过科技手段保护文化遗产（如景德镇陶瓷基因库数字化）。

三是价值导向性：以“明道不计功”为精神内核，注重文化的社会效益而非功利回报。

在我看来，政治开明与文化开明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没有文化开明作先导，政治开明就很难落地；

没有政治开明作保障，文化开明就很难持久。

看了张鸣老师的《沿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后，对此认知就更加深刻了。

他是这样说的：

帝制结束以后，中国变成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军阀统治这段从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即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和吴佩孚，张作霖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以王闿运的对子概括为“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子，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的。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是沿着下降线行进的。

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注意是君主立宪制。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识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张鸣老师的话意犹未尽，我的感觉是：文化真正开明了，政治才能持久开明。

2026.1.19于杭州天都城